在行政程序法中，学者们提出的目标模式是对未来我国立法行为模式和内容模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是一篇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之选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论文摘要：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体现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并确定了立法的基本架构。因此，目标模式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先决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对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法学界对行政程序法应具备目标模式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对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研究将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对现代西方国家分别以美国和奥地利为典型代表两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和服务模式进行阐述，从中比较和借鉴，再结合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进程并提出在转型期的中国大陆的行政程序法宜选择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模式作为其目标模式，希望本文对中国大陆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 目标模式 控权模式 维权模式 服务模式
随着法学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模式”分析方法被引入来对程序法的体例、目标进行整体研究。在行政程序法中，学者们提出的目标模式是对未来我国立法行为模式和内容模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当今世界各国来看，各国程序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目的，一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二是加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三是与行政实体法紧密联系，围绕实体法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展开，形成了行政程序法三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侧重于三种模式的结合，更注重对行政权力行使的控制，公民权利的保护与服务社会的功能。
一、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之概述
(一)何谓目标模式
所谓模式(model，pattern)是指“事先或者将要确定的某一事务的样式或者特征。”例如专利法规定的发明样本，产品或者项目的风格或样式。行政程序法中所说的目标模式特指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从本国的法律传统、法律文化、公民的法律意识等各种因素考虑，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继承本国优秀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同时，吸收别国先进的对发展本国法律具有进步作用的各种法制因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行政程序法具有指导作用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行政程序法的设计、价值、功能等多方面的指向，并与立法目的紧密联系。
(二)研究并选择目标模式的重要意义
研究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程序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控制行政权力，维护人民利益、服务社会、完善依法行政程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推动我国依法行政具有进步的意义。
特定的目标模式体现了特定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基本架构、基本原则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规则和制度。它对行政程序法的构架、体例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更深层次地影响到行政程序法的理念、法律精神和制度，它的确定性往往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法的认识程度、开放程度、思维定势。
二、目标模式之厘清——基于比较法视角下的认识
目标模式是研究行政程序法众多热点问题中的一个。我国法学界有关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把目标模式分为控制模式、效率模式和权利模式三种。控制模式是指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要求下级行政机关不得违反自己统治意志的模式，体现强大的强制性。效率模式是指以效率为中心，服务于效率的模式。权利模式主要体现为维权，保障权利。
第二种观点把目标模式分为保权模式、控权模式和效率模式三种。保权模式主要指在行政程序中，最大限度地保障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所享有的权利的一种模式。控权模式主要是控制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扩张，保证依法行政的一种模式。效率模式主要是基于管理和服务的效能而产生，强调高效。
第三种观点把目标模式分为公正模式和效率模式两种。公正模式主要强调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监督，防上偏私，效率模式指以效率为中心，服务于效率的模式。
第四种观点将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与行政程序法价值模式放一起探讨。提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分为维护模式和保护模式，与此相应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模式可以分为民主模式和效率模式。
分析以上各种观点，各个学者都是站在本国的立场和自身研究的方向去阐述这一问题，从行政程序法所要求的目标上去看，各种观点都有自身的合理性、适用性。但都存在着划分标准不明确和划分概念不周延的不足。本人特别指出，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应归结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三位一体的目标模式。在当今各国，由于受民族传统、法律传统、人文传统、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文化、、经济发展、民主发展、社会制度以及地域的影响，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目标模式不完全相同或完全不相同。但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控权和服务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则是将两者都放在同一或基本同一的高度和位置，都给以共同重视，并以此为出发点，在实践中视具体情况而允许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能有一定程度的侧重点。或者说，并重模式作为一种目标模式其实是一个呈现出动态侧重点的兼容模式，是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起着统摄、引领和指导作用的模式。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将从比较法的视角对现代西方国家(分别以美国和奥地利为典型代表)两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实践情况进行阐述和分析，指出不同国家于目标模式之不同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一)行政程序法之目标模式——控权模式(以美国为例)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简称APA)于1946年6月11日公布施行，作为行政程序法控权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行政程序立法之所以选择了控制行政权力，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权利的控权模式，主要是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所制约：第一，注重程序价值观的法律传统的内在要求。将程序的公正作为行政行为公正、公开、民主的保障手段，提高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第二，满足行政权力运作的现实需要。立法目的的最终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行政权力运作的现实需要。第三，受行政法观念的影响。美国将行政法视为“控制行政权力的法”，控权理念使美国更注重防止限制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益。第四，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美国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人主义，****意识和观念很强。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和制约着目标模式的选择，但这些因素的合力皆偏向了控权模式，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的服务。
(二)行政程序法之目标模式——服务模式(以奥地利为例)
奥地利是行政程序立法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早在1925年6月，奥地利国会就通过了《行政执行法》、《行政处罚法》、《普通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施行法》。这4部法律奠定了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的服务模式。奥地利目标模式之选择，亦由其诸多因素来共同影响和决定的。比如说有以下方面：第一，程序价值观的影响。奥地利属于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历来很重视实体法而轻视程序法，把实体法应用于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之中，而程序法被视为实体法实现其目标和介值的工具，具有从属性。常更多关注于结果、实体上的正义实现，努力追求效率的提高。第二，以行政行为为核心，将行政法视为行政权力运行规则的行政法观念的影响。第三，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习惯于依照一些事先已经拟制好的规则行事。总之，奥地利选择服务模式与该国所存在的各种因素有关。
三、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之选择——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
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选择上，应力求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出发，一是考虑行政机关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防止权力无限扩张;二是考虑行政程序的完备;三是考虑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四是兼顾国家利益的实现，最终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目标奋进，因而我国行政程序法科学的目标模式应是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突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人民权利的维护、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三者之间不能顾此失彼，应并重发展，科学发展，科学立法。
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都从不同的角度上体现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这在我国是有现实的土壤基础的，且理论上是确实可行的。
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必然，这一模式和我国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促成了中国这个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新的起点，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许多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各个方面皆有“赶超”的特点。在法治和法律体系的建设方面也不例外。可见，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具有一定规模和优越性的，但也指出未来实质意义的法律体系的建设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于是，在今后将要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更需要有一种高瞻远瞩。在目标模式的确立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是我们目前境遇下的理想殿堂，但又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和趋势。毕竟在中国当下，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民主政治化的发展，并重模式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必然选择。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人民对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日增不减，人民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要求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呈现上升趋势，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应该落到实处，这就要求我们更科学地运用法律的手段控制行政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突发和高发的时期，人民处于弱势状态，因此对人民权利的维护必不可少。最后，我国改革就是为了发展，发展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支撑，作政策指导，作法律导向，这就离不开政府的服务，因此，总的来说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显得更为符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立法的诉求，也更符合我国在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在我国，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这一模式看起来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但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行政机关权力的控制、人民权利的维护、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服务是现实的，不容我们否认，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某一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目标选择、价值选择，因而在这一并重模式中偏重一某一种模式是有可能的，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完全脱节，这要求立法者自身具备较高水准的辩证的理性的思考力，在立法的过程中，不仅要着眼于现在，注重现实，更要明查将来，把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科学化。
